清正廉洁  唯才是举

——散记明朝唯一湘籍状元黎淳

徐启华

黎淳（1423－1492），明代中期重臣。字太朴，号朴庵，明朝湖广省华容县宁福乡龙秀山（今华容县章华镇话岗村）人。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丁丑科状元，亦是明朝270多年间唯一的湘籍状元，岳阳市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他历仕英宗、宪宗、孝宗三朝，先后任过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吏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曾参与编撰《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弘治四年（1491）致仕，次年去世，谥“文僖”，赐祭葬。著有《龙峰集》《黎文僖公集》传世，后书于2002年收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出版。让黎淳名传千古的除了他的诗文著作与其状元身份外，主要是他清正廉洁的官德与关心民生疾苦的情操。

黎淳自入官场，就一直清正廉洁，谨慎自持。到了吏部之后，虽然握有铨选大权，更加畏慎。其门生李东阳和倪岳分别在黎淳行状和传记中记载了黎淳的一些生活细节，说黎淳生活简朴，从不接受私人馈赠，大门常常插着门闩，行为非常谨慎。

黎淳在吏侍任内的时候，有邻县石首乡人袁恺在广东任左布政使，到北京述职，赠送黎淳书一部、银酒盏一套（一套八个或十个或十二个）。黎淳看了看两样礼物，没有打开，只在书下写一个“收”字，然后酒盏下写“奉还养廉”四个字，安排家人退了。袁恺送并不值多少钱的银酒盏仅是一种乡友感情的表达而已，而黎淳不接受酒盏，是他用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并没有责怪之意。

有关史料上还记载了黎淳三件小事，也表现了黎淳清廉与谨慎的个性特征。

四子民安小时候在外面学馆读蒙学。某天，一员小吏到学馆有事，随便问了几位蒙童的家长姓名，知道民安是吏部侍郎黎淳的公子。或许是慕名，或许是想取得黎淳的好感，就送了他一把漂亮的福建扇。民安回家扇风时，被黎淳发现。黎淳追问扇子来历后，马上叫来小吏，要他写下收回扇子的字据，把扇子领走。

同乡小吏邓禄在京工作，有几十两银子寄放黎淳家，后来不幸病死。当时邓子尚小，黎淳怕把钱给他容易出意外，收藏十年，直到邓家儿子成人，才放心地把银子归还邓家。

修缮一新的黎淳墓

宋端，字名表，湘阴人，是黎淳朋友加僚属宋敏的儿子，也是在他门下学习过三年的学生，成化八年进士，十年至十三年任华亭知县。

红云布是松江地区（包括华亭县）的特产。文学家万历举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中说：“松江府大红云布至今为巨害重繁之役。相传其乡人钱文通（溥）为翰林时，服以进讲，为英宗所属目（注视），问知出于松江，遂命岁充御服（于是命令每年进贡作为皇室制作衣物之用）。”红云布之贡成为了松江地区人民的“巨害重繁之役”，黎淳应该非常了解，华亭地属松江，百姓受害之烈，自不可言，所以收到红云布后反应非常强烈。他连红云布的封包也没有打开，只在上面题写了“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等二十三个刚劲的楷字（黎淳一生只写楷书），拒绝接受。正德举人姜南在其《投瓮随笔》也记载了这件事，并议论说：“华亭之云布,不始于（宋）端,黎虽误责之,然充其言,岂有病吾民者乎？”是的，红云布的织造与否宋端根本不能做主，而且红云布进贡朝廷也不是从宋端开始，黎淳岂不知道。他言下之意就是要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县令宋端要向古时一心为民的县令学习，关心民生疾苦，多干点能为老百姓改善生活的实事，不做或少做这些“织布添花”的扰民之事，自己也不用这昂贵妖艳的红云布做衣服。其方式虽似乎显得有些生硬，但其期望门生以民为本、廉洁为官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

宋端后到安徽望江县任知县，官声颇佳，在乾隆《望江县志》中进入了崇祀的名宦传，被称为在当时“有惠政，有礼度”，并与另外两位贤令郭纶、张奇并称。我想，作为老师和吏部右侍郎的黎淳也应该知道宋端的官声并感到欣慰的。

家人也没有给黎淳压力。《杨黎族谱》列传中说：黎淳三弟黎沾“平生纯笃无他肠，闭户自守，足迹不履城郭。当仲兄（二哥）文僖盛时，有司绝无干誉（求取名誉），有古人风。”也就是说，黎沾从不倚仗兄势，到各级衙门（主要指府、县）捞取功名地位。这既表现了黎沾纯朴笃实的品德，也写出了在黎淳主导下的黎氏家族的清白家风。

黎淳考取状元时的履历表

黎淳在吏部任职期间，一是坚持原则，铨选贤能，对于有劣迹的官员予以压制。二是抵制干谒说情，即使是权贵的面子也不给半分。

黎淳个性虽然谨慎，但在履职方面，却似乎换了一个人。史载：“（黎）淳刚简严重，有大臣体，临事议论，激而不随。”他坚强朴直，严肃稳重，有大臣的立朝准则，面临大事发表意见时，富有激情主见，不肯随声附和别人的看法。徐溥在黎淳神道碑中也说他“……尤好直言，居官屡除弊事。”

黎淳去世后十多年出生的华容同乡、文学家孙宜说了一段类似的话：“文僖在朝，凝重若山岳，其所立处，即人咸远避，莫敢泄近 。自公卿贵戚居权要乘声焰者多矣，皆无能以私干文僖，于是卒淹其官，屏之，勿令入。文僖盖古坚朴强直之士云。”这段文字说的就是黎淳在吏部的表现：严肃正直，坚持原则，敢说直话，清正履职，即使是凭借声威气焰的公卿贵戚，也不敢到他那里行请托，走门路，在铨选官员上塞进自己的私货。李东阳、徐溥、倪岳在为黎淳所撰的行状、碑文和传记印证了黎淳对待权贵的态度：“权贵用事者势甚熏灼，先生律己待人，不通馈问（馈赠，即人情往来），卒亦无他”；“在部不受私馈（私自赠送的礼物），不行请属（即以私事相托；走门路），尤慎形迹”；“时贵用事，势方炽，众皆趋之，公独不与通问（互相问候往来）”。这些当时“势甚熏灼”的权势者是谁？无非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外戚万安，阁臣刘吉和炙手可热的“地下组织部长”李孜省等奸臣佞人而已。同年好友、同乡故旧的干谒，他以直言回绝。面对权贵的请托，他还是要采取某种策略了：当时笑着应允，但就是拖着不予落实。等时过境迁，缺位已补，权贵也没办法了，但这个“梁子”却结下了。当时虽然“卒亦无他”，但这些人却可以“屏之，勿令入”，即当不了尚书，更进不了内阁。后来尚书尹旻就是因为“以嘱托不遂”而构狱令其致仕，黎淳以同样原因调到南京坐冷板凳去了。

黎淳特别痛恨铨选对象借贷行贿，助长官场贪黩腐败，一旦闻听到此类情况，就调查落实，记录在案，马上罢黜其人。即使是他喜欢的官员，也不曲加回护，如果从某个渠道得知其人品行不好，犯有劣迹，遂坚决杜绝其升迁之路。遇到弄虚作假的情况，他总是追究到底，弄清来龙去脉才放手。一些刁钻油滑的下层胥吏，也畏惧黎淳，不敢稍有冒犯。

黎淳在吏部有职有权，“辨论官材，进退贤否”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举荐何乔新和李镜的事例，真实可靠地说明了黎淳在吏部的地位与他铨衡官员的原则。

何乔新（1427—1502）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五年（1454）中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事，后为刑部主事、广东司郎中，累官福建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挥、湖广左布政使等职。可以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到之处，政声卓著。

成化十四年何乔新湖广右布政使任内，第一次向黎淳写信，请求为先年遭受水旱灾害的湖广百姓，向内阁和户部反映情况，“蠲此十六万石之粮，以宽此十八府州之民”。成化十六年五月前，又致书黎淳说：“去岁四月，荆襄大水，民居漂没者千余家，五六月间，鄂、岳、沔、黄诸郡大旱，沃壤变为赤缇，至秋滛雨连月，江水瀑溢，五种荡然无遗。”“湖广之民困弊之甚，譬诸久病之民，尫羸已极，参苓芝术以治其疾，浆糜脯腊以养其体，犹惴惴焉，恐其不能生也。若又责之以负荷，劳之以走趍，必无幸矣。此实仁人君子之所当痛心也。”“会计今岁有收租赋，起运之外，岁用常数，仍欠二十五万”，“望有赢余，以为不虞之备”，希望黎淳做有关方面的工作，获得朝廷照顾。经过黎淳多方奔走，据《明宪宗实录》卷之181、198、204记载，两次求助都达到了何乔新期望的效果。何乔新和黎淳等贤吏挽救了多少在饥饿和生死线上挣扎的湖广百姓和家庭啊。

黎淳与何乔新既不是同乡，也不是同年，更无同党一说，但通过与何四年来的交往，也是四年有心的考察，对何乔新的官德和能力有了准确的把握。于是，秉着唯才是举、唯贤是用的原则，在成化十七年十一月前利用吏部铨衡官员的机会，极力向朝廷推荐何乔新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巡抚山西兼督军备。成化十八年何乔新致书黎淳说：“生以菲材荐历藩臬，凡百猷为无可取者，阁下不以为愚，曲赐甄拔。受命以来，惴惴焉，惧玷大君子知人之明。”

 黎淳状元卷

像推荐何乔新一样，坚持量才擢用的铨选原则，黎淳推荐了李镜担任岳州知府。

李镜，江西弋阳青板乡人，明成化五年进士，先后在刑部主事和员外郎任上时，存心公平，办案谨慎，为民辩诬，刑部尚书林聪对他非常倚重。成化十九年，黎淳推荐李镜担任岳州知府。他上任后，“廉明平恕，治尚实行”，干了许多有利于民生的好事，如兴学校，葺仓庾，剿湖匪等。其中广为流传的德政则是他主持修筑了连接岳州城与城陵矶的永济堤。

此前，在城陵矶与岳州城相隔十五里的距离中，有白石、翟家二湖，交通非常不便。尤其在夏秋之时，江水上涨，洞庭湖与长江相连，空阔无边，浪高流急，行船危险。如果步行，则山阻涧隔，迂回曲折，绕行三十余里。前任知府虽然架构过木桥，但每年因水势的涨退而建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李镜到任后，捐出自己薪俸，倡修城陵矶堤。自成化二十年十月，到二十二年三月，历时一年又五个月，前后募工27万人次，开支3000余两白银，修成城陵矶与岳州城直通无阻的大堤。堤长四千丈，宽二丈，高七八尺，取名永济堤。又开垦堤内低湿之地数百顷为田，百姓获利尤多。市民乃沿堤筑土架屋，成为市廛。为感念李镜筑堤之德，岳州百姓将此堤称为“李公堤”。乾隆《岳州府志》称其“修永济堤及多所建缮，立万世功”，民立祠祀之。李镜在岳州任上九年，于弘治四年四月升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后累官河南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三品）。

黎淳一直重视家庭教育，督促孩子们读书上进。吏部工作期间亦是如此。李东阳说他教子有方，“皆未始有外傅焉”，就是说黎家孩子上了蒙学之后，就由黎淳亲自施教，不请外人。他对孩子要求严格，不假辞色。而孩子们的表现也让他欣慰。他们善良纯厚、好学上进、不坠家声：成化十三、十六年长子民牧、次子民表先后中举；成化十九年，从小就由他们夫妻抚养成人的侄儿民献中举；民表二十年考中进士；民牧弘治三年考中进士。隆庆《岳州府志》云：“乃子孙亦遵其训。二子咸进士，为尊官，士盖七十余年云。” 所谓“士盖七十余年云”，是指从天顺丁丑（1457）黎淳入仕起的七十余年里，杨黎家出仕者不断：黎民献（官至许州知州）、黎民牧（官至南康知府）、黎民表（官至广西左布政使），还有侄儿黎民望（黎沧子，弘治五年举人，福建建安知县）、孙黎循纪（民表长子，弘治十四年举人，河南汜水知县），侄孙黎循典（黎民望长子，正德十四年举人，历任浙江平湖县令、福建道监察御史）。

万历《华容县志》说：“今其诸孙，布衣蔬食，率以勤苦瘠淡自克励，类编氓家。古人有言：‘使后世称清白吏子孙。’若淳者，谓其人非耶？”突出地强调了黎淳的家教家风。黎淳平时也确实在乎家教家风的养成。他对日渐奢侈的风俗习惯非常反感并担忧，自己努力躬行俭省节约，几乎食不兼味，大人小孩恬淡自如。妾媵以下，布衣素裙，俭朴简陋，和寒士之家没有两样。凡是家里的婚丧宴饮，都形成了节俭办事的规矩，也慢慢影响了周围的乡邻。世人都认为朝廷大臣家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黎淳虽然在朝担任高官十几年，但从不为子孙经营产业，家庭一直不算很富裕。从其遗著直到他去世60多年后才由陈甘雨梓行来看，即可得出这一结论。

黎淳一生笃于乡情与同学之情。

那时，华容还是水乡泽国，出行常常为道路不好困扰。华容藕池河边的黄洋渡（在今华容县鲇市镇黄洋村）路段，因为地势较低，遇雨或涨水就无路可走，乡民深以为患。黎淳偶然得知，就捐资修了四十丈长的河堤，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当地乡民的生活难题。

成化七年二月，黎淳请假回乡扫墓，这是黎淳出仕十五年后第一次回乡，归心如箭。途中路过山东临清时，同乡、同学山东按察副使董廷圭（字国器）的妻子死了，而董到边地公干来不及回来。黎淳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讲究忌讳，觉得自己回乡可以顺便带回，就请人抬着董妻的灵柩，和自己一家人一起回到华容。

但他却例外地拒绝了一位乡友的请求。

同乡谢文献是成化七年举人，应该属于黎淳的晚辈，成化二十三年任江苏宜兴县令，因受贿之行败露，受到紧急追索。于是他想到了一向富有乡土之情的黎淳，认为黎是天下闻名的状元，又曾在吏部任过9年右侍郎，既有人望，又有人脉，就向黎淳请求，要他打通有关方面的关节，放他一马。黎淳平生最恨官员贪贿，当即严词拒绝，说：“作为朝廷的一级命官县令来说，本应清正廉洁，犯了贪赃受贿之事，受到追索查办是正常的。我难道能为贪官出面求情让他逃脱处罚吗？”家乡人对此非常赞赏，将他坚持大义的行为写入县志，作为清正为官的典范教育后人。乡情再浓，也不能突破他为人为官的底线！

一审：卜　布

二审：王丽梅

三审：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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