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3年，国家定为“战争创伤恢复期”。1954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县人民政府应运设立计划统计科，曹文彬为科长，下分计划、统计、综合三组，共8人。根据上级指示，开始试编《华容县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破天荒地的，省、市也无样板参照。省计委举办培训班，请苏联专家波波娃等讲课。回来后边学边干，经过半年多时间(临时抽调一些会计、统计、编写人员)编成草案，经县委、政府三审定稿，包括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财政、税收等六个部份，以“试行草案”形式印发县直机关和各区试行，并作为其年度计划的“样本”。以后，又编制过“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但这和国家、省长远计划不同，县计委本身并无实施之责，只起“参谋助手”作用。

　　1957年夏，计统科升格为“县计划委员会”。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行悌兼任主任、副主任刘传贵，内设计划、统计、劳动工资、物价、综合五个组；不久又增设计划内物资管理、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两组；县直各部门设计统股(组)、各乡(撤区并乡后)设专职统计员。县直各主管部门向县计委报送月报、年报(有的向其主管上级报表时抄报县计委)。当时省里统一规定：只有各级计委有权制定统计表格，并经政府办行文布置表格，其他临时统计报表，只作工作临时参考。这样，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县级统计制度和计划制度，这较之解放前县政府只凭几个“师爷”和临时雇员提供行政指导和征赋、征兵、堤工等不可同日而语。

　　1958年，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长薛慕桥亲自组团，带队到河北石家庄、栾平县、承德地区一带作计划、统计调查；湖南由省计委刘副主任带队，选调省计、统两家“专家”和华容、岳阳、武岗、湘潭等五县计委主任(我和岳阳县计委主任一直被薛局长戏称为“华容道”、“岳阳楼”)参加，历时近3个月，深入群众和田间地头，调查了解合作化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提高和基层干部、群众对计划、统计工作的意见、建议。回到北京，向李富春同志作了汇报。记得后来，国家统计局和省统计局都行文强调“统计工作要重视深入生产一线、深入基层群众，保证真实反映情况”。看得出这是对当时已经露头的“大跃进”、“浮夸风”的一种警告和防范。华容县计委在全省率先下到基层——宋市乡办点，省计委、统计局两家还派出专家亲自到宋市蹲点调查、指导。接着召开全县统计工作会议，强调实事求是，并布置各生产前线建立统计“台账”，分段分项如实登记，防止弄虚作假。经过审查、纠错，编印了《1949-1959国民经济和发展统计资料册》(现由县统计局1989年所编的《前进的四十年》所取代。)但不久开始的“大跃进”、“放卫星”、“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等运动，冲击了真实统计和合理的计划。1959年全县早稻平均亩产上报600斤，《湖南日报》公布为全省倒数第二(只在攸县之前)，后来成为刘传贵“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条罪名。

　　但在这种情况下，县计委在统管计划物资、组织计外物资，支援工、农业生产，还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时木材指标超过一立方、煤炭超过500斤、钢筋、水泥上百斤的供应指标，都由计委统管，报分管县长审批。后来“统配统管”物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计委在这方面为县长当参谋、做“管家”，发挥了有力的助手作用，特别是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计划、统计部门在大量组织竹、木、煤、炭、石油、生铁等生产资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调整结束，经济复苏，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无序扩大，所谓的“楼堂馆所”建设之风大起，计委不但在计划审批上严格把关，而且派出专门检查小组，查处计划外基建项目，特别是一些省、市垂直机构的变相基建项目，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多次受到县委、政府和省、市领导的表彰。

　　文化大革命中，计委机关也受到冲击，从主任到一般干部被揪斗，被打成“黑帮”的就有7人之多。但保住了所有计划、统计档案，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恢复发展计划统计工作提供了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县人民政府取代革命委员会以后，计划、统计工作得到全面加强，特别是在大量组织计划外生产、生活物资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时政府县长卢坤山代表政府提出：“不超过30年，我们要尽快让农村老百姓住上砖瓦房、吃上卫生水、能走平坦路。”计委、财办许登惠、姜武生、李荣湘等积极响应，奋力实施，多次组织出动采购队伍上百人，分赴煤矿、林区，两年时间以各种方式购回、换回大量计划外紧销物资近3000吨。团洲、新洲、江洲等新挽垸子的农民，真的就“两年茅屋换瓦房”。县长唐树林在庆功会上，亲自为采购人员和计委的同志们举杯祝酒。农民们说：“我们烧砖、瓦，住瓦房，原来也是计委计划安排的”。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计委和统计局分立，计委除坚持长短计划的制订、检查外，其主要职能向“发改委”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