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国初期，私营商业

　　私营商业，由于是自负盈亏，从长期的实践中，都学会了一套“生意经”，他们做买卖的宗旨是“赚钱”。因此，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物资生活需要，很讲究行业的发展。解放初期，据商会行业记载，有12铺(京、广、杂、粗、银、铁、鞋、当、药、书纸、绸布、酱铺)，11行(粮食、棉花、竹木、牛马、牲猪、水果、石灰、鱼、煤、柴、酥勤行)，5坊(槽、染、榨、糖、作坊)，4馆(餐、酒、旅、茶馆)，2栈(行栈、客栈)，2案(肉案、裁缝案)。集市以注滋口最为繁荣，沿河常停船200余艘，常聚万人，棉花等土产品输出量占全县80%以上，有“小汉口”之称。

　　全县“八大”集镇(章台〈今城关〉、注滋口、北景港、塔市驿、鲇鱼须、梅田湖、万庾、三封寺)上除饮食服务行业外，其他各种商业约1000多家。

　　民国38年(1949年)7月21日，华容县境解放，1949年8月18日县人民政府成立，随即宣布了保护工商业政策。尔后，大部分商户拥护人民政府重整门面、恢复市贸。但也有少数商人对人民政府政策心怀疑虑，不敢开业经营而持观望态度。入冬，还有少数不法奸商，掀起了一股用铜币、银元，不用人民币的浪潮，虽几经打击制止，还是影响了市场。通过宣传教育与打击，到年底，各业商户才全面正式开业，物价趋向稳定，市场逐渐繁荣。

　　1950年，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党和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4月县人民政府召开主要集镇工商业代表大会，确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实行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第一次登记。当时有私营工商业1257户，资本99.06万元，其中城关镇399户，注滋口356户，北景港184户，鲇鱼须137户，三封寺82户，塔市驿40户，梅田湖36户，万庾23户。

　　1950年开始组建国营商业，首先是建立县贸易公司，随后是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1951年合作社相继建立。国营商业部门配合税务、银行组成市场领导核心，鼓励私商大胆进货，并对资金和货源给予照顾，增资增人，扩大业务。1952年全年社会产品购销总额2352万元，国营商业占18%，公私合营占0.24%，合作社占8.6%，私营商业占73.16%，这个时期成了私营商业的“黄金时代”。

　　随着国合机构继续延伸，到1952年，国营商业机构发展到16个，合作社在农村已有网点45个，加之商品流通渠道畅通，国合商业占了市场的主导地位，私营商业有增有减，商店减少218户893人，摊贩增加226户305人。

　　1953年12月，粮食、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9月，棉花实行计划收购，主要农副土特产品由国营商业、合作社掌握、农业生产资料统由合作社加工订货经营，使农村市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前进。

　　(二)对私改造 过渡统包

　　1、过渡。1954年，华容县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灾情严重，市场冷落，加之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国家统一管理物资，不许私商经营，因而商户逐年减少，全县有私营商业1149户，比1953年的1389户减少了240户，有从业人员2384人，比1953年3367人减少了983人，零售总额684万元，比1953年的1324万元减少了640万元，下降48.34%。

　　是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对私商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随即县委建立了“中共华容县委对私改造5人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合作总社设立“对私改造科”，区合作社建“私改股”，配备了相应的领导和干部120多人，并从下至上的采取“积极领导、稳定前进、重点改造”的步骤，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全县私营商业要求走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小组)道路。

　　1955年8月，对私改造工作全面开展，县委指示，用“先试点，后铺开”的工作方法，以城关、注滋口两镇为试点，实行行业归口，采取先棉布，后百货，再其它的程序进行经销代销。然后对八个集镇(城关、注滋口、北景港、鲇鱼须、万庾、梅田湖、三封寺、塔市驿)全面开展对私改造工作。

　　1956年5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和政策教育下，出现了私营商业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潮。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联名向当地政府和供销合作社呈送“决心书”，表示愿意走合作化道路。这时，县委相应地加强了对私改造的领导，确定王瑞林、赵绍珂、杨禹山具体负责，积极贯彻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把全县农村私营商业1317户，从业人员1681人，资本28.5万元，由供销合作社“管起来，包下来”。这个阶段已过渡到供销合作社的商业资本家54户，136人，资金33455元。其余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分三种形式予以安排：一种由32户，85人，资金51479元，组成合营企业4个；二种由713户，895人，资金14.6万元，组成合作商店102个；三种由518户，565人，资金54066元，组成合作小组201个，从此，这些私营商业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1957年春，全县的私营商业刚刚被改造，他们既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意向，又有留恋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两面性。因此，从下半年开始，对被改造的私商和小商小贩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学习的有338人。学习中，根据揭露出的问题，落实到人。除对极少数违法乱纪者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处理外，其余进行思想教育，让其继续发挥活跃市场的积极作用。从全县合作商店(组)307个，从业人员545人中，查出贪污金额16442元，店外黑户199户。为了“要改造，又要给饭吃”，对上述黑户作了行业归口，把313人归并在合作小组内，纳入管理的轨道。

　　2、统包。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合作商店体制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对小商小贩实行了统包。到年底止，在全县1681名从业人员中，统包300人，占从业总人数的17.8%.

　　这年，根据国务院财贸会议精神，供销社下放公社改为供销部后，全县1317户私营商业组成合作商店307个，从业人员1381人，资金28.5万元，全部并入供销部。并入后，挂供销部牌子，一律列为“老二”，即：二饭店、二旅社、二门市部等等，成为供销部所有制企业。在管理上，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开始“吃大锅饭”。同时，全面取缔单干和“黑户”。农村集镇成为供销部的“一统天下”，物资上也是“万流归海”。

　　1959—1960年，物资缺乏，紧俏商品实行“定量分配、凭证供应”，“批条子，走后门”缓和供求矛盾，这就是“暂时困难”时期。

　　1960年下半年，县社贯彻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针对合作商店过渡和并入供销社以后，普遍产生了“坐官船、划懒桨”的消极情绪，统包人员“混岗”作业，致使货源供求矛盾突出，市场单一萧条。为了调动小商小贩的积极性，发挥补充渠道的作用，采取“原摊进、原摊出”的办法。全县供销系统退出统包人员234人，占应退出339人的69%。供销社让出农村网点24个，集镇门市部9个，安排了这些清退人员，使市场趋向活跃。达到“店内有盈余，又不能过多”的目的。清退后，留在供销社的还有105人，一般有业务技术专长。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因业务需要，可以用起来。如因身体条件起了变化，丧失劳动力，给予养起来，做到生养死葬。

　　1962年，根据有关活跃农村市场充分发挥小商小贩补充作用的精神，继续恢复合作商店(组)。恢复后，对全县小商小贩1317户，从业人员1381人，贯彻“每天搞事，给予温饱”的原则进行安排，对农村合作商店307个，特别是饮食业的比重进行限制。饮食业营业额比重为“公七私三”，商品零售额比重为“公九私一”。同时，在商店规模设置上，只能一点一店，不允许设总店、分店或店外门市部。

　　在“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指导下，县委批转了县供销社对农村集市贸易制订的“十管十放”管理界限，即：一类物资管，二类完成放；计内工业品管，副业产品；转手买卖管，自产自销管；长途运销管；就地调剂放；集体采购销；个人消费放；无证商贩管，有证商贩放，物高价管；寄卖议价放；买卖票证管，以物易物放；抱购套购管，定量出售放；饮食卫生管，农村伙铺放。到1963年10月止，全县供销社归口管理的私改企业588个，网点649个，从业人员1415人，资金11.7万元，公积金95.286元。

　　1964年，进一步贯彻中央对集体和个体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要让他们有饭吃，又不能吃得过多”的精神，县委适当放宽了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经营比重。这年合作商店批发额为307万元，比1963年194万元增加113万元，增长58.2%，安排发给临时营业执照的183人。据统计，全县农村集镇4个，墟场31个，农贸产品交易总额为616万元，占农副产品收购总额929万元66.3%。上市品种逐渐增多，以塔市、鲇市、注市三个集市统计数据为例，全年上市品种达392种，较上年增加124种，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387万元，较上年增加275万元，增长8.1%。

　　1964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贯彻中央财贸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对合作商店(组)实行了“三管”(管政治思想、管购销计划、管盈余分配)，“四定”(定人员、定网点、定资金、定营业额)，“七不准”(不准经营批发业务、不准超越经营范围、不准超越规定活动地区、不准增加网点、不准增加人员、不准违反国家物价政策、不准到集贸市场和外地采购)。

　　为了使合作商店(组)的人数不能太多，经营比重不能太大， 1965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社下达了《关于清理压缩小商小贩的十条规定》，对10种人员进行清理。总的原则是：出一个少一个，不准由子女顶替，不准再增加新人员。到年底止，归口改造的农村小商小贩共有1183人。其中合作商店700人，合作小组163人，个体商贩店274人，社办企业46人。同时教育他们做到“三个服从”，即服从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市场管理，服从供销社领导。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建立一个没有小商小贩参加的完整社会主义商业体系”。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65)工商字943号文件精神和县委对私改造的有关指示，将旅社、饭店(小吃店)、理发店、豆腐店一律纳入供销社编外自营、利润上缴。接着，全面落实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要撤庙撤神”的指示，对合作商店(组)采取转、撤、压、并的办法狠砍大减，将注市、鲇市、塔市、景港、万庾、梅田等镇19个合作商店134人转为供销社门市部人员，取缔无证商人277人，并店合组78户，压缩回农村的24人，撤销农村大队小卖部71个，有证个体商贩也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收回执照动员停止营业。部分允许营业者，限制经营品种和活动范围。到年底止，合作商店由原来的184个减少到106个。由于对合作商店简单地采取了“一脚踢开”或“全盘统包”的办法，很多商店被撤销，给物资供应和社会服务造成了许多困难。

　　1969年元月，随着 “一打三反”运动深入进行，对一大批合作商店人员又作了退职、包养处理，有的被清洗出店。对保留的63个商业合作商店381名从业人员，则采取主要行业和品种实行代购供销的办法，即：计划国家管、资金国家出、价格国家定、利润归国家、一般维持经营、人员只减不增。

　　197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后，又进一步压缩合作商店网点，减少合作商店人员，号召他们到“农村插队落户”、“生根开花”，又一次下放合作商店人员108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及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办好农村集体商业的意见》的有关指示精神，从各个方面积极扶植发展集体商业，将1968年至1979年以来下放处理的合作商店人员，逐个落实，按政策共收回安置659人。到1980年底止，供销社归口管理的集体核算单位11个，门市部34个(其中商业19个、饮食业9个、服务业6个)；从业人员438人(其中商业318人，饮食业82人、服务业38人)，资金53.5万元，营业额286.8万元，利润11.4万元，使集体合作商店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